2008年中國乳業(yè)三聚氰胺事件震驚世人。12年后，中國乳協(xié)一份充滿傲慢與討伐色彩的聲明引發(fā)輿論關注。中國乳業(yè)的信任度依然還有增長空間。讓孩子喝上一口放心奶，有這么難嗎？

7月7日，貴州安順一公交車墜入湖中，造成21人死亡。官方通報，司機張某因對房屋被拆除不滿，蓄意報復社會。網友紛紛討伐，張某罪不可赦，以弱制弱，奴隸思維。然而，張某已死，討伐無力，冤魂嗟嘆。我們的社會該如何避免“被報復”？

另一事件還是在貴州，貴州獨山縣，曾經的國家級貧困縣，盲目舉債，建設“天下第一水司樓”、大學城等政績工程，債務規(guī)模高達400多億。截至2019年12月，獨山縣政府性債務依然高達139億元。一位縣級一把手為何有如此之大的能量？

本文以此三例社會事件，探討日漸式微的“大社會”問題，思考如何化解社會風險及促進社會進步。

劣奶驅逐良奶

中國乳協(xié)的聲明緣起一篇自媒體文章《深扒蒙牛、伊利六大罪狀》。這篇文章列舉了蒙牛、伊利的“六宗罪”，如降低乳品行業(yè)標準，質量低、利潤高、價格全球最貴，行使壟斷支配權欺壓奶農，優(yōu)質奶特供中國香港與新加坡，利用公權力跨省逮捕舉報者。

蒙牛、伊利官方沒有出面回應，中國乳協(xié)發(fā)表了一篇“檄文”，給這篇文章扣上“造謠”“杜撰”“抹黑”“用心險惡”幾大帽子。然后，指責文章“嚴重損害、玷污國家標準的權威性”“擾亂政策的市場秩序”“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該微信號，責承作者公開承認錯誤并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制品行業(yè)道歉”。

這篇簡短的聲明使用了扣帽子法、攻擊動機法及“狐假虎威法”震懾文章作者，沒有對文章中的事實與否進行深入調查、解釋及求證。乳協(xié)不問事實、不讓說話的做法令人反感。

事實上，只有信息充分交流，中國人才有可能喝上放心奶。

我在《政府到底該不該干預經濟》中指出，與金融、醫(yī)療等行業(yè)不同，新聞媒體、思想市場的準入門檻、產品標準及行業(yè)管制應該要低得多。主要原因是表達與行走、呼吸一樣，屬于人的基本需求；同時，思想市場的交易費用更低。

所以，法無禁忌即可言。新聞業(yè)需要職業(yè)資格證這一準入門檻及新聞客觀性的要求，而思想市場只設置不抄襲、不誹謗等基本的法律標準即可。

這里的核心爭論是“謠言”?！爸{言”是生活用語，法律上對謠言表述為“虛假信息”。

發(fā)布或傳播“虛假信息”、“不實信息”，是否應該受到管制，是否涉嫌違法？

新冠疫情爆發(fā)早期，最高法院對此還特意發(fā)文做了解釋：“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制度上的可能，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p>

從中國的司法解釋來看，虛假信息、不實信息，僅是客觀要件，主觀惡意行為才是更為重要的判決依據

我在《自由代價與人類前途》介紹過美國著名的“沙利文案”。

當時，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在審理此案時使用了“實際惡意”原則。他認為，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道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僅是事實錯誤的言論也需要保護。對于公眾事件或公眾人物中的錯誤報道，控告者必須明確無誤地證明這種指責是出于惡意，即“明知其言虛假，或媒體不在乎它是否虛假”；同時，確實對自己造成了傷害，才構成誹謗。

為何非主觀惡意的虛假信息也要受到法律保護？

因為“虛假信息起源于個體認知能力的局限”。每個人都有認知局限，普通人之間的認知水平存在差異，無法完全識別信息的真實性。這一點，法律應該對個體保持足夠的寬容。

人的認知局限源于知識分散，沒有任何人可以掌握所有的完整的準確的信息。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確保自己第一次發(fā)現、創(chuàng)造及傳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實準確的。我們不能將創(chuàng)造、發(fā)布信息的權利集中在智者身上，這相當于把整個社會的命運寄托在少部分人手上。如此，消費打假沒必要寄托在一年一度的越來越受爭議的央視3·15晚會了。

反過來，信息，包括非主觀惡意的虛假信息發(fā)出后，更多的人參與到信息的甄別、知識的探索及事實的爭論中。讓謊言與真理自由交鋒，信息會越來越透明，事實會越來越清晰。

比“六宗罪”文章是否屬實更為重要的是，法律應保護非主觀惡意的信息。即便“六宗罪”文章與事實不符，它也正好是讓公眾了解乳制品行業(yè)事實的一個契機。

比如，文中說蒙牛、伊利參與國家乳制品標準的制定，還降低了乳制品標準。很多人都有疑問：蒙牛、伊利到底有沒有參與國家標準的制定，國家標準是如何制定的，誰參與，誰決策，中國的乳制品標準與歐洲、美國、澳洲相比為何更低。

這時，中國乳協(xié)、蒙牛、伊利正好可借此機會，向公眾公開、普及乳制品標準的知識，向消費者解答疑惑，消除不必要的誤解。這也是消費者最基本的知情權。

反觀，中國乳協(xié)的聲明，沒有對包括標準在內的疑惑進行解釋。對文章作者的嚴厲聲討與威懾，彰顯了乳協(xié)的傲慢與權威?？上У氖?，網絡討論的方向偏移到深扒作者。假如（只是假設）作者是“壞人”，也是別有用心，這與中國乳業(yè)公開信息并不矛盾。對文章的信息真假，我不是專業(yè)人士，無法分辨。但作為孩子的父親，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進來討論，并渴望獲得更多關于乳制品方面的真實信息。

思想市場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石。最近一個多月，中文網絡關注美國黑人平權運動。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就掀起了一系列平權運動，除了黑人運動、女權運動，還有消費者平權運動。

我在《長夜孤哨》介紹過“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杰拉夫·納德。1965年，美國律師杰拉夫·納德，化身為“間諜”進入底特律工廠，與汽車工程師、一線工人交談，了解底特律幾家大型汽車廠商在安全設計方面的投入及規(guī)則。

同年11月，納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埋下的危險》公開出版，開始掀起一場改變人類消費歷史的平權運動。

納德遭遇來自通用汽車及大資本的連環(huán)打擊報復：人肉、警告、恐嚇、“仙人跳”。但是，最終，納德勝利了。

為什么納德能成功？我想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納德的書籍沒有被禁。

這本書出版后，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記者聯(lián)系了納德，伸張正義，將通用汽車“雇傭私家偵探調查納德”的丑聞公之于眾。

輿論一片嘩然，事情愈演愈烈。參議員里比科夫領導的一個委員會要求通用汽車總裁詹姆斯·洛希到國會，當面解釋這起卑劣的調查及騷擾事件。洛?？偛迷诒姸嘧h員及全美記者面前承認了這一系列調查事件。

國會“訓話”之后，汽車安全問題快速地成為全美輿論、公眾、車主以及議員共同關注的焦點。

二是國會立法。

納德說服了艾奧瓦州的首席檢察官勞倫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舉行了關于汽車安全問題的聽證會。這次聽證會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8個月后，國會通過了《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第一部缺陷汽車召回法案。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產品召回制度誕生，納德也被稱為“汽車召回制度之父”。之后，納德召集了一群“納德戰(zhàn)士”，如法炮制，撰寫了大量行業(yè)安全調查報告，推動了天然氣、輻射、家禽衛(wèi)生、食品藥品等安全標準的法案出臺。

1989年，“納德戰(zhàn)士”還推動了美國國會出臺《吹哨人保護法案》——保護吹哨人免遭“秋后算賬”。

所以，思想市場自由充分競爭，消費者、媒體、公眾、司法機構共同推動乳品標準之立法，才能避免劣奶驅逐良奶。

制弱替代制強

法律，能解決問題嗎？

即便中國的乳制品標準不如歐美，我想奶農、企業(yè)主也知道，往三聚氰胺里加牛奶是可能要殺頭的犯罪行為。但是，他們當年依然肆無忌憚地制造了慘案。

安順公交車司機駕車沖入湖中，他決心赴死，并以此報復社會。如今，司機死亡，冤魂嗟嘆，罪不可赦、罪大惡極之譴責，對其已無意義。

犯罪心理學將極端罪犯以特殊人群對待，常以犯罪人格、心理病態(tài)、奴役思維來解釋這種報復社會的極端犯罪行為。不過，犯罪經濟學的觀點恰恰相反，將犯罪行為與普通人的行為一視同仁，以此探索其中的規(guī)律。經濟學家將犯罪視為一種市場，認為違法或犯罪是一種需求，普通人與罪犯一樣都可能違法或犯罪，違法與否取決于成本與收益之考量。

違法往往意味著破壞規(guī)則，走捷徑，可以節(jié)省成本，同時獲得收益，因此違法是一種市場需求。比如，闖紅燈伴隨著風險，但也可以提高效率。有些人權衡成本與收益后選擇闖紅燈或等綠燈。

又如，酒駕入刑之前，不少人都有過酒駕的經歷。但如今，考慮到酒駕入刑的違法成本，很多人選擇不喝酒、找代駕、搭乘出租車。

在法律松弛、執(zhí)法不嚴的國家，犯罪率很高，普通人也可能從事偷竊、搶劫、嫖娼、賭博等違法行為。

那么，嚴刑峻法（提高犯罪成本）是否可以降低或消除犯罪？

經濟學家貝克爾支持這一觀點。我們做個極端假設，任何犯罪行為都處于極刑，且被追訴率為百分之百。如此，是否可以消滅犯罪？

在美國，有些州保留死刑，有些則廢除死刑。舒斯勒教授通過大量數據研究發(fā)現，沒有死刑的州，殺人犯罪率比有死刑的州低。拜萊教授對1973年到1984年的殺警行為分析得出結論：沒有發(fā)現證據可以證實在規(guī)定了死刑的州的殺警行為，要少于沒有規(guī)定死刑的州。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犯罪數據顯示，死刑對兇殺率的升降沒有什么影響。

這是為什么？

我們再思考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各類犯罪所受到的懲處不同？

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如果刑罰過重，可能降低了刑罰的正當性，反而降低了法律的威懾性，以及達不到改善社會之立法目的。

經濟學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或許會更為清晰。違法、犯罪是一種市場需求，如果實施嚴刑峻法及提高追訴率，違法、犯罪行為便會尋求替代品。

替代品可以簡單地分為兩類：

一是正向替代品。

比如，酒駕入刑后，找代駕、搭乘的士，屬于正向替代品，可以降低違法犯罪率。這時，消費行為獲得的效用替代了違法行為，促進經濟增長。

假如偷竊一塊錢入刑，且處以重刑，追訴率極高，如此偷竊的犯罪成本大幅增加，小偷可能會選擇參加工作賺取收入，以避免被盜竊罪嚴懲。勞動行為也屬于正向替代品，不少偷竊行為會被勞動供給替代。

正向替代品支持嚴刑峻法降低犯罪率的觀點。所以，嚴刑峻法可以降低乳品制假售假的違法犯罪率，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國人的生命安全。

二是負向替代品。

不過，嚴刑峻法也可能逼出負向替代品。

假如偷竊、搶劫、強奸、殺人都處以極刑，那么有些偷竊行為或輕度犯罪就會演變升級為重度犯罪。

所謂“兩利相權取其重”，既然偷竊與殺人同等處理，一些普通的偷竊行為就會演變?yōu)闅⑷藴缈诘耐蹈`行為。如此，殺人盜竊便成為普通偷竊的負向替代品。假如強奸、拐賣婦女兒童皆處極刑，這會大大增加受害者被殺害的概率。

毒販明知制毒販毒是“死罪”，但他們依然敢于冒險，因為毒販很難找到替代品。在電視劇《破冰行動》中，李維民判斷毒販東叔的行為：一個房地產商居然要去制毒，說明他的資金鏈出了問題。在抓捕毒販過程中，毒販往往以死相抵，與警察互射。如此，販毒行為升級為制毒販毒、殺人、殺警、組織黑社會等一系列犯罪行為。

這就是“威懾溢出”。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大秦實施嚴刑峻法，陳勝等人因誤工面臨殺頭，他們盤算了一下“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于是揭竿而起。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嚴刑峻法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反而會提升暴力犯罪、特大刑事案件的概率。

我們并不是說嚴刑峻法沒用，而是要理解法律背后的深刻邏輯。不同的犯罪，不同刑罰，不同的坐監(jiān)年限，代表著不同的代價，不同的定價。盜竊、搶劫、強奸、故意傷害等犯罪行為，分別處以什么的刑罰、如何量刑，才有助于減少犯罪率，提高正向替代，降低負向替代，這是一道復雜的經濟學分析題。

如果社會公平度低、交易費用高，那么負向替代多于正向替代；越是嚴刑峻法，極端犯罪就越多。安順公交車司機張某鋼因公屋被拆遷、生活絕望而自殺式報復社會，這種犯罪行為就成為了負向替代。

《管子》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xiāng)重家，安鄉(xiāng)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xiāng)輕家，危鄉(xiāng)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p>

只有降低交易費用，讓更多的人在公平中獲得收入，才能提高正向替代，降低犯罪率。

無序遞進有序

這種自殺性報復社會的負向替代，是一種以弱制弱的犯罪行為。在今天如此龐大的社會網絡中，以弱制弱的報復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是難以想象的。

王東岳先生在其《物演通論》提出“遞弱代償”的演化規(guī)律。他認為，生物的可生存性呈現遞減趨勢，人們對社會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已經擺脫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大部分人加入到了以交易為生的社會分工與協(xié)作體系中。隨著經濟發(fā)展，這一協(xié)作網絡越來越龐大，人與人之間的依存度越來越高。今日，若停水停電，宛如回到原始生活；地鐵偶遇故障對城市出行、工作影響重大；新冠疫情爆發(fā)，迅速波及全球，沖擊股市，全球社會系統(tǒng)為之改變。

這就是蝴蝶效應。可見，社會網絡越發(fā)達，似乎越脆弱。

在發(fā)達的社會網絡中，若有人以弱制弱報復社會，其后果是災難性的。一個公交車司機、地鐵調度員、網絡工程師、病毒研究員可瞬間奪走眾人生命。

這可怎么辦？

古代社會的做法是，維持低效的社會制度，削弱社會功能，維持強大的政治統(tǒng)治。農耕時代是一種農業(yè)計劃經濟，社會分工弱，自耕農各自為生，“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可避免系統(tǒng)性危機，某村發(fā)生問題，定點清除即可。最大的“刁民”便是“販夫走卒”，他們以交易為生，走街串巷，不穩(wěn)定，不好管。于是，朝廷常搞宵禁，禁止商業(yè)，污化商販。

但是，政治高壓并沒有帶來持續(xù)社會穩(wěn)定，甚至造成“威懾溢出”。當社會壓力到達一定的極限時，各種負向替代犯罪越來越多。

在很多人概念中，以弱制弱是恐怖主義所為?？植婪肿訛楹我詺埡o辜為榮？

恐怖分子面對的“敵人”太過于強大（如美軍），從成本與風險的角度考慮，他們更可能選擇報復手無寸鐵的民眾，更可能襲擊貧窮落后的國家，如2019年的斯里蘭卡恐襲事件。

所以，報復社會、報復弱者的另一面是，存在一種絕對的強者。強者的絕對壓制反而造成“找軟柿子捏”的負向替代犯罪。當年，太平軍從廣西起義一路北上，雖旨在推翻大清統(tǒng)治，但沿途燒殺搶掠、生靈涂炭，其中兩湖最甚。從陳勝吳廣到太平軍，中國重復了兩千年的歷史。

所以，真正應對之道應該是“大社會”。

社會網絡越大，似乎越脆弱，其實越穩(wěn)定。這有點反脆弱的意思：“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尼采）。

怎么理解？

社會系統(tǒng)越大，說明越多人參與社會分工之中，越多人以交易為生。在大社會中，人們生存相互依賴，財富相互流通，即使賺錢最少的人也能從中受益。

在經濟學中，大社會的基礎是確立個人產權制度。所謂“恒產者有恒心”，意思是有產者投入了巨大的沉沒成本，更重要的是，有產者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不可能砸掉自己的家園。

前兩個月，美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種族歧視運動，中文網絡有人提出，為什么美國人不拿出槍來反抗。美國是一個“鐵打的選民流水的政黨”的社會，手握選票的選民不會拿槍革了自己的命。

大社會是一個分權體系，更多的資源分散到個人、家庭、企業(yè)、社會組織之中。資源分散，權力分散，風險也分散。

獨山縣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一位縣級領導的能量有多大。這個領導把一個40多萬人的貧困縣，折騰出了400多億債務。其中，大部分資金都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獲得的。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用縣際競爭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企業(yè)家。其實，縣際競爭理論的背后是中國大部分經濟資源集中在政府手上，縣級領導往往是經濟增長的發(fā)動機。說縣級領導是發(fā)動機，并不是說縣級領導做了多大的貢獻，而是說只有縣級領導不斷地向外釋放資源，經濟才有可能啟動。

最近幾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實是政府手上資源不斷向社會讓渡的過程。如此，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少，社會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從而形成大社會結構。比如，以前物流運輸由國家的鐵道部、郵電部包辦，如今這一領域的部分權力與資源已下放到社會中，大量的私人企業(yè)、個人參與到物流體系中。

不過，獨山縣案例依然讓我們看到當地政府所掌控的資源是驚人的。一把手以政府信用借貸，金融缺乏獨立性，私人投資被擠出，社會功能沒有發(fā)揮出來。如此，這個縣的經濟及民生風險則高度集中。一個折騰的領導將這個縣的財政拖入了深淵，若按400億債務算，該縣人均債務高達10萬元。全縣的民眾十年也難還上這筆債務。

這就是非常權力下蘊藏著的非常風險。

資源集中，人為組織，移山填海，轟轟烈烈，但可能崩坍于泰山之巔。這就是“有組織的無序”。

再如中國乳業(yè)，中國乳業(yè)資源被幾家大的廠商壟斷，缺乏充分的競爭，社會風險極高。在2004年前后，幾大廠商迅速做大壟斷終端，再壓低上游牛奶收購價，無利可圖的奶農給牛奶添加三聚氰胺。

如果乳品標準又由廠商指定，社會風險便更大。中國乳協(xié)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著名律師朱征夫這樣形容這類組織：“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yè)的轎子，收企業(yè)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這種企業(yè)聯(lián)合組織其實強化了社會資源的集中。

三聚氰胺事件爆發(fā)后，若消費者能夠持續(xù)發(fā)出聲音，信息更加流動和透明，引入更多國際競爭，中國乳品行業(yè)的風險會大大下降。

老子在《道德經》中曾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這就是大社會的穩(wěn)定哲學。

最后，需要避免兩大誤區(qū)：

一是大社會并不意味著小政府，反而需要高效政府。

高效政府可以更好為大社會服務，降低社會風險，提高經濟效率。例如，在貴州安順公交車墜入湖事件中，政府若能更好地保障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以弱制弱的社會風險則會大大減少。又如，政府需要壓力打擊劣質奶企。

二是大社會并不意味無風險，甚至經常遭遇不確定性的風險。

疫情在美國爆發(fā)后，權力受限的美國總統(tǒng)無法隨意插手州縣的行政事務，他的抗疫命令通常情況下在州縣是無效的。如此，疫情在美國快速傳播，幾百萬人被感染，10多萬人死亡。但是，特朗普并未因此被彈劾。這是為什么？

在大社會結構中，人人掌權，人人擔責，整個社會的風險不需要由總統(tǒng)一個人來承擔。特朗普最大的風險就是在今年11月的連任競選中敗選。

反觀，因一個黑人被警察跪壓死亡，美國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在這個社會中，個人權利與責任的界限很明確。

當然，大社會之所以不崩潰根本上是分權體系下的進步力量，如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物質文明及科技創(chuàng)新最終幫助大社會一次次度過難關，包括新冠疫情。這就是“無組織的有序”。

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