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5月6日，鄭州空姐被滴滴司機奸殺案件不久后，8月底，溫州樂清再次發(fā)生順風車司機殺人的惡性事件，年僅20歲的女子趙某在樂清通往永嘉的山路上遇害，這將滴滴再次推向風口浪尖。

在我看來，反思滴滴的司機審核與認證、產品導向、客服機制等等管理問題當然是正確且不可或缺的程序，然而更進一步的追問，卻是個無解的結局：共享出行，或者共享經濟這種模式從誕生之初，其令人贊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另一面，就是突破陌生人交往界限所帶來的風險。

實際上除了滴滴之外，UBER也同樣發(fā)生過諸多此類惡性事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兩個月前發(fā)布了一項報告，數(shù)據(jù)顯示在過去4年中，UBER在美國，至少發(fā)生了103起Uber司機性侵乘客的案件，而這些僅僅只是美國，其他事件尚未統(tǒng)計。

共享民宿同樣是個惡性事件頻發(fā)的行業(yè)，而最光受人詬病的則是Airbnb經常會發(fā)生針孔攝像機偷窺案件，在高雄、新西蘭、福岡、佛羅里達等全球各個城市都發(fā)生過此類案件并被曝光，那么是不是可以合理推測，目前還有大量未被曝光裝有針孔攝像頭的房源，依然存在于民宿平臺上？

為何共享行業(yè)的風險與生俱來，存在原癌

表面上，共享經濟是對閑置商品、時間的再利用整合，是利益交換，但背后更是人性交換，在缺乏嚴格監(jiān)管的環(huán)境下，人性的罪惡也從中找到了生存空間。

1）謀殺者大多是有準備而非臨時起意。對于罪犯來說，其本身有著不良犯罪動機，并且四處在尋找機會，平時潛藏在我們普通人之間。對于這類罪犯而言，即使沒有共享經濟的存在，其也會試圖通過各種方式來達成自身犯罪的目的。

因此，也才會有法律對其進行約束，包括科技進步大幅提升破案率，都是降低一個社會整體犯罪率的、被證實的有效歷史經驗。但是我們能做的，當然不止于此。商業(yè)平臺的產品完善、與公安部門的有效合作、法律、教育，乃至我們每一個人對身邊人的影響，都可能打消一個潛在罪犯的犯罪實施計劃。

在打車這個場景中，商業(yè)平臺實際上扮演了重要的預防角色，法律扮演懲處角色，而社會扮演輿論角色，以達成最終減少犯罪的目的，但可惜的是，共享經濟作為新生商業(yè)模式，其一體兩面增長的卻極度不均衡。頭重腳輕，體量增長、但并未建立起相應的防范意識。

2）資本推動之下平臺趨利，審核過寬，成為罪犯實施低成本犯罪的工具。對于資本而言，滴滴、Uber、Airbnb都只是資本作為其獲得利潤的重要手段，而此前滴滴、UBER因為與對手的競爭資本不惜為其砸下重金來獲取壟斷地位，利潤驅動下，人是盲目而不顧一切的，因此才會出現(xiàn)將順風車產品做成社交產品、并多次采用帶有性暗示、約炮暗示的推廣方式，這也成為滴滴此次被詬病為價值觀問題的重要依據(jù)。

此外對于滴滴、Uber、Airbnb這類平臺來說，又信奉黑客增長的文化，一切以數(shù)據(jù)為導向，很容易將各國相關部門的治理和阻力，視作頑固與守舊，而非改善產品的動力，其本身以“創(chuàng)新“為旗幟打破舊結構、卻并沒有建立新的安全秩序的能力。

對于司機資質的審核過寬，則是資本與平臺追求數(shù)據(jù)雙方合謀之后的結果。

而這一結果，也為罪犯提供了低成本犯罪的機會。

滴滴近期的兩起案件中，空姐遇害案案發(fā)當時還未實施人臉識別，嫌疑人冒用父親的司機賬號作案；后者則實施犯罪前便曾被乘客投訴過騷擾、尾隨的高危行為，但沒有引起平臺重視，這里的乘客投訴，完全成了擺設——這種漠視讓人忍不住聯(lián)想，假如這位乘客不是投訴而是絕望中的求救，是不是得到的也只是麻木、無用而機械的客服流程？強奸犯們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實施犯罪，在這兩個案件中，網約車成了一個審核簡單、乘客孤立無援的封閉作案場所。

而Airbnb的偷窺房東，也同樣如此，如果其要偷窺他人隱私，其很難找到下手的環(huán)境，但是Airbnb提供的租房卻為其打開了方便之門，并且租客也很難發(fā)現(xiàn)針孔攝像頭，自身受到法律懲罰的概率極低，也因此肆無忌憚。

3）法律懲處的嚴重滯后。面對像共享出行這樣的新興產業(yè)，目前各國法律依然就其合法性的問題抓耳撓腮，進程緩慢，更無暇顧管理平臺滯后問題，對法律后果的模糊，也是平臺對用戶安全的不夠敏感、不夠有動力的原因之一，輿論成了最大的監(jiān)督力量和改進動力。

在本次樂清滴滴司機殺人的案件中，最讓人詬病的是滴滴公開聲明中的“給出法律標準的三倍賠償”，也繼而掀起了輿論風暴，這本質上反應的依然是相關法律法規(guī)懲處機制的落后，也讓平臺面對如此風險而有恃無恐，這值得社會各界一起反思。

系統(tǒng)性縮小犯罪空間，各方共治是關鍵

共享經濟平臺產生的違法犯罪事件，不僅是平臺的責任，更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只有各方攜手共治，才能系統(tǒng)性地將風險逐漸降低。

首先，相關部門需要加大對平臺懲處力度以及監(jiān)管。相比于平臺的自我監(jiān)管，相關部門的法律監(jiān)管更具備約束力，相關部門應當為共享經濟行業(yè)提出更為嚴苛的監(jiān)控標準，以及更高的懲罰措施。

唯有高成本懲處措施，才能讓平臺放棄為了增長而不顧安全建設的習慣性做法，而這樣的措施不應當限于資金處罰，更可以限制平臺運營，APP下架等諸多方面，讓其真正意識到問題所在。

此外有關部門還需要自身加強監(jiān)管力度，不能夠完全依賴平臺自查，更需要深入的參與其中，做好事先預防工作，并和商業(yè)平臺建立合作機制，畢竟、像網約車平臺這樣的企業(yè)，已經不是單純以賺錢為目的的企業(yè)，而是提供大規(guī)模、剛需型社會服務的社會組織。

其次平臺本身更需放下增長執(zhí)念，將風險防范作為當下首要目標。對于當前的共享經濟巨無霸而言，其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壟斷地位，繼續(xù)一味追求規(guī)?；脑鲩L，像此前一樣置相關法律于不顧，將不會受到公眾輿論支持，反而會受到損害。

當前的平臺，應當放下逐利的價值觀，將自身視為社會體系共治本身的一部分，其不單單只是一家經濟公司，負責經濟增長，更需要承擔更大的社會安全職責，進行嚴格自查。

共享經濟的未來依然伴隨風險

滴滴本次事件再次暴露了共享經濟本身的問題，以及自身瘋狂增長之后所造成的必然社會問題，共享經濟的風險與生俱來。滴滴面對此次事件的鈍感以及冷漠回應，也揭示了共享經濟平臺在保障用戶安全利益的這條道路上依然任重道遠。

作為普通互聯(lián)網消費者，以及參與共享經濟的一員，在當前也必須冷靜思考共享經濟本身潛在的風險，并做好更多防范，因為在未來，共享經濟的風險不可能完全消失。

我們唯有期待有關部門以及行業(yè)在本次事件之后，能夠進行更深的自省，讓整個行業(yè)在野蠻增長之后可以進入良性發(fā)展，更重要的，是讓出行變得更加安全。